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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概念作文大赛范文5篇

  新概念作文大赛是萌芽社举办的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作文大赛。大赛的为:“新思维”——创造性、发散型思维,打破念、旧规范的,打破保守,提倡无拘无束。 “新表达”——不受题材、体裁,使用属于自己的充满个性的语言,反对套话,反对千人一面、众口一词。 “真体验”——真实、真切、真诚、真挚地关注、感受、体察生活。下文是小编为你精心编辑整理的新概念作文大赛范文5篇,希望对你有所帮助,更多内容,请点击相关栏目查看,谢谢!

  我想到的是人性,尤其是中国的民族劣根性。鲁迅先生阐之未尽。我有我的看法。

  南宋《三字经》有“人之初,性本善”,说明人刚出生好比这团干布,可以严谨地律己;接触社会这水,哪怕是清水,也会不由自主如害羞草叶,本来的严谨也会慢慢被舒展开,渐渐被浸润透。思想便向列子靠近。

  中国人向来品性如钢,所以也偶有洁身自好者,硬是撑到出生后好几十年还清纯得不得了,这些清纯的不得了的人未浸水,不为社会所容纳,“君子固穷”了。写杂文的就是如此。《杂文报》、《文汇报》上诸多揭恶的杂文,读之甚爽,以为作者真是嫉恶如仇。其实不然,要细读,细读以后可以品出作者自身的郁愤--怎么就不是个官。倘若这些骂官的人忽得,弄不好就和李白一样了,要引官为荣。可惜抢手,轮不到这些骂官又想当官的人,所以,他们只好越来越骂官。

  写到这里,那布已经仿佛是个累极的人躺在床上伸懒腰了,撑足了杯子。接触久了,不免展露无遗。我又想到中国人向来奉守的中庸和谦虚之道。作为一个中国人,很不幸得先学会谦虚。一个人起先再狂傲,也要慢慢变谦虚。钱钟书起初够傲,可怜了他的导师吴宓、叶公超,被贬成“太笨”和“太懒”。(孔庆茂:《钱钟书传》及《走出魔镜的钱钟书》)可惜后来不见有惟我独尊的傲语,也算是被水浸透了。李敖尚好,暂时磨不平他,他对他看不顺眼的一一戮杀,对也照戮不误。说要想找个的人,他就照照镜子(《李敖快意恩仇录》,中国友谊出版社),但中国又能出几个这类为文为人都在二十四品之外的叛才?

  然而在中国做个直言自己水平的人实在不易。一些不谦虚的人的轶事都被收在《舌华录》里,《舌华录》是什么书?--笑话书啊!以后就有人这么教育儿子了:“吾儿乖,待汝老时,纵有一身才华,断不可傲也,汝视《舌华录》之傲人,莫不作笑话也!”中国人便乖了,广与社会交融,谦虚为人。

  中国看不起说大话的人。而在我看来大话并无甚,好比古代妇女缠惯了小脚,碰上正常的脚就称“大脚”;中国人说惯了“小话”,碰上正常的话,理所当然就叫“大话”了。

  敢说大话的人得不到好,吓得后人从不说大话变成不说话。幸亏胡适病死了,否则看到这情景也会气死。结果不说大话的人被社会接受了。

  写到这里,布已经吸水吸得欲坠了。于是涉及到了过分浸在社会里的结果--犯罪。美国的犯罪率雄踞世界首位,我也读过大量、赞扬美国的书,对美国印象不佳;但有一点值得肯定,一个美国孩子再有钱,他也不能被允许进播放黄带的影院。

  中国教育者是否知道,这和青少年犯罪是连在一起的,一个不到年龄的人太多沾染社会,便会……中国教育者把性和犯罪分得太清了,由文字可以看出,中国人造字就没古罗马人的先知,拉丁文里有个词叫“Corpusdelieti”,解释为“身体、”与“犯罪条件”,可见罗马人早认识到即为犯罪条件。

  童年时的我曾反复做着一个梦,整座城市的建筑开始像奶油一样融化,母亲和我站在摇摇晃晃的街道上,提着冬日从菜市场里疯抢来的特价萝卜。我把这个梦告诉母亲,母亲追问,后来呢,后来怎么样?我说后来,整座城市的人都朝着没有倒塌的桥的方向跑去,我和你却把萝卜护在怀里,想着来不来得及带出家里的锅铲。

  七里港的冬天很冷,且没有一丝生机。从四房村搬到七里港时,母亲给我系上一条大红色的围巾,那条围巾蹉跎十年后终于褪了色,却成了七里港冬日最鲜艳的色彩,在寒风中的晾衣架上呻吟。七里港的一切都在呻吟。积着油垢的后窗在呻吟,屋顶上空着的鸽笼在呻吟,拐角处悬挂着的孤灯在呻吟。燕子衔着泥在屋檐下筑巢,叽叽咕咕地喧闹。有顽皮的孩子拿着把燕窝捅下来,燕窝掉在卵石铺成的上,这燕窝在呻吟。母亲洗衣服的时候,十根手指冻得通红。她倒是从不抱怨,只是叹息。这叹息裹挟着厨房的冰冷和储物柜的,混杂在七里港所有人的叹息中,于明与暗碎片化交织的冬日里成了呻吟的哀歌。

  用宋神经的话来说,你永远不知道自己想要追求什么。当初急切要从四房村搬出来的是我,如今深刻怀念四房村的也是我。然而四房村比七里港好在哪里呢,连我自己也是说不清楚的。四房村的街道是不平整的,四房村的建筑是陈旧的,四房村的空气里终日飘着河鱼的腥气,在四房村住的屋子漏水,泡胀了天花板上一块块发黄的墙皮。母亲说,既然你那么不喜欢这儿,就搬出去吧。八岁的我只当这是母亲的气话,哪晓得有一天傍晚回家时,家里已是搬空了的。门外的货车“突突”地响着,母亲费力地将最后一条被子塞进蛇皮袋。母亲问,东西大多都了,你有什么其它要带走的吗?我茫然地摇着头,一个八岁的孩子哪有什么家当呢?

  但当我坐上货车,看着四房村熟悉的影子在落日中慢慢黯淡下去,却想起上午,我游戏似地把一颗苹果的种子埋在了四房村的河边。

  那颗种子是绝对长不成一棵苹果树的,可我就是想回去看看。宋神经嘲笑我说,你岂不是比我还神经。我抓起一个枕头向她砸去,她灵巧地躲开却一脚踩空掉下了沙发。枕头是宋神经家的,当然,沙发也是。宋神经住在七里港荷花22号,离我家只有三个街区的距离。她此时已龇牙咧嘴地从地上爬起来,一手扶着腰,一脚去寻她的拖鞋。我抱着枕头坐在沙发上,已然是笑成一团。

  七里港了宋神经从一个留守儿童成长为留守少女的全过程,因此她总说我与她的友谊是性质的。小时候的宋神经由姑妈照看,那是一个在旧时代的七里港成长起来的传统女人,带着一副银丝边眼镜,说话的声音是怕惊着别人的。“那是一个老女人嘞!”宋神经凑到我身边咬耳朵,紧张兮兮又一脸不可思议的样子。但那时的我们哪懂得“老女人”的意思,没皮没脸的宋神经八成是听了街坊邻居的碎话,把他们的话转述出来。哦,老女人!两个女孩“咯咯”笑一阵便跑到杂货店买一元钱一根的烤肠吃,吃完再腆着肚子回家。“老女人”姑妈看见宋神经油光发亮的嘴,总会有些生气的,她知道宋神经的晚饭又是吃不下的,便惩罚性地让她去背古诗。三年前,老女人姑妈终于嫁了人,宋神经也极力争取到了居住的。“您过年的时候回来吗?没事没事,我好得很,您过年不回家也行!”宋神经说话没分寸,尤其是在电话里。我想象她爸她妈在电话那头一脸惊愕的样子,笑岔了气。

  然而不论怎样,我和宋神经的友谊之间是存在阶级差异的,这种不平衡感带着种互相依存的意味。宋神经的父母在深圳经商,买了房子,准备在宋神经大学时将她接去深圳读书。这个计划本应在宋神经上高中时就实施,却因为她的反对而延期了。“深圳是个小渔村,七里港不也是?”七里港的宋神经乐得自在,她翻白眼吐舌头的行为是无忧无虑的,但深圳的宋神经却未必如此。“不,不!”宋神经连叹几声,又戏谑性地去学习站台女主播的声音。“前方即将到站的是七——里——港——”我半玩笑半认真地欣赏宋神经的表演,眼睛朦朦胧胧地结了一层雾。我想起八岁时的新年,我兜揣八十个硬币叮叮当当地走过四房村的街道,翻卷着灰尘的阳光渗透着些的快乐,可这快乐的在我来到杂货店后宣告破灭。“还差一块钱哦!”杂货店老板将语气词拖得老长,他面前的铁罐茶壶冒着生姜的古怪气息。我默默地放回烟花筒,头也不回地跑回家里。四房村的街道本是又窄又小,那时候却像是看也看不到尽头。下辈子一定要当个杂货店老板,或者杂货店老板的女儿,我童年时的新年愿望皆是如此。我努力去回想那个幸福的杂货店老板女儿的形象,她冬天穿一件果绿色的掐腰小夹袄,夏天撑一把笔直的花伞,走起来扭扭捏捏地怕踩到泥水脏了裤脚。是个不招人喜欢的孩子啊,我暗自感叹道。宋神经依旧没心没肺地讲着新笑话,她圆圆的带着雀斑的脸,渐渐和那个女孩重和起来。

  “深圳啊,为什么不去呢?”我毫无铺陈又沉静异常的声音在宋神经家的客厅里响起,她把眼睛转向我,是一副受了惊吓的样子。我随即笑起来,“宋神经啊宋神经,你待在七里港,不会是舍不得情郎吧?”

  14岁时,我开始穿母亲的衣服。七里港的人说我长得越来越像母亲,这些话仿佛是人们用同个模子制作出的产品,成为饭后寒暄的又一大主题。麻雀是七里港的常客,在发潮的午后跳来跳去,第一次见这情形的人或许会感叹大自然的盎然生机,可见多了的便只觉得低俗且无趣了。十四岁的一天,母亲直起腰来的时候发现我与她一般高了,她翻箱倒柜地找出许多衣服,衣服连同衣柜散发出浓烈的樟脑丸气息,是带着不甘的。我认出其中一条绣着玫瑰花的牛仔裤,不愿去看母亲臃肿却欣喜的身影。 “小可啊,你说这条牛仔裤好不好看?”母亲年轻的时候是好看的吧,我记起她穿上这条裤子充满活力的身影,是光彩照人的。

  “不好看啊,妈你这是在装嫩,哪有中年妇女穿绣花的衣服呢!”我一口回绝,心里是下了狠的。母亲想了想,歉意地笑笑。兴许是“中年”两个字刺痛了她,又兴许是别的什么东西,她慢慢地褪去牛仔裤,换上平时穿的肥大的工作服。我承认那时的我是说了谎的,然而这谎却让我无比。在那段时间里,母亲安静地异常,进进出出的有女人也有男人,有带着礼品的也有不带礼品的。我忐忑不安地一边吃着大白兔奶糖,一边偷听母亲与他们的对话。“再考虑考虑吧,小可还小呢。”母亲把礼品一件件退回去,实在退不回去的大多是食品,就放在桌上成了我为数不多的零嘴。夜里的母亲会偷偷起身发呆,她蹑手蹑脚的举动是怕吵醒我,殊不知我早就醒了。日子掀起的波澜在时间的流逝中趋于平静,几个星期后,家里热着的茶壶便渐渐冷了。然而有一次的我在半夜莫名其妙惊醒,一点一滴冰凉的东西落在我脸上,半坐着的母亲与黑夜融为一体。

  我的羞愧来自于儿时的固执,这固执了母亲的美丽与年轻,且连同母亲的爱情也一并掠取了。给这羞愧再添上沉重的是我的成长,母亲将爱与希望全都寄托在我身上,我成了母亲年轻时的影子。

  14岁的我穿着母亲的衣服站在镜子前,房间里堆满了七里港阳光的味道。母亲的眼睛掠过那条绣花的牛仔裤。“小可啊,来试试这条牛仔裤。”母亲举起那条牛仔裤,她的笑是毫无杂质的。

  “你这孩子,怎么越大越没个正形。去看看李家来了没,她说要拿几款料子去做衣服的。”

  我走出房门的时候正迎上李家,她抱着一匹布“哼哧哼哧”地走进来。因为房间光线暗的问题,我接过她手中的布时她才认出我,继而惊喜地叫起来,“小可喽,和你妈长得越来越像了呀!”

  母亲在房间里应着,我则趁机逃出门去。那是四年前七里港的冬天,宋神经戴着一顶火红色的帽子在楼下朝我挥动手臂。

  川端康成的《雪国》里有一句话,“人嘛,都是脆弱的。据说从高处掉下来就会。”后来我才明白,母亲决定从四房村搬离的那一刻起已做好了摔得的准备,她不像宋神经的姑妈,一局棋等着别人来下,母亲的棋是已经下了一半的,而且这半局棋又绕进了胡同,即使小心翼翼地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。关于父亲的故事,我从未听母亲提起,留言与秘密在巷子里传得飞快,这阴沉之气带着阴柔委婉的味道倒把当事人的心变得静了。过年的气息在十二月底的七里港弥漫开来,母亲寻思着要不要趁机把家重新装修一番。

  “这是好事,新年不是新气象么?”宋神经拉着我去看房间的壁纸花样,对于装修这事,她倒比我上心。

  “嗯,这是件好事。”我一面这样答着,一面又想,不是,不是这样的。或许在我潜意识里,七里港从来都不曾拥有一个“家”的概念,这个濒临海的小渔村,每天都迎接来来往往的船只,但谁又说得清所有船只的名称呢?我曾打算带着母亲到另一个城市生活,但装修的举动却带着点落实的意味——母亲是不打算离开七里港了。

  壁纸买来了,地板色样选好了,白炽灯是要换新的,床头灯罩是母亲自己做的。母亲像十年前那样问我:“你没有什么要的吗?”我愣了几秒,点点头去了房间,宋神经跟在我后面,热情地跟母亲打招呼。

  “你的房间很小很可爱耶。”宋神经是第一次来我家,她喜欢上了挂在书桌上的风铃,坐在床沿真地摆弄它。我无法说出“那就送给你了”这番话,因做那风铃的贝壳是我在七里港海边收集来的,母亲经常在那挑选一些便宜的鱼虾。书桌里堆着一些我从四房村带来的小玩意儿和一本发黄的日记,除此之外再无其他。我随手拿起日记翻阅,从日记里掉出一张同样发黄的照片。是什么时候的事呢?我早就忘了,这样说来,对于那本日记我也是毫无印象的。照片上的母亲抱着年幼的我冲着镜头笑,四周盛开着只有在公园里才能见到的花朵。这镜头外的人是谁呢?关于日记的疑问也有很多,譬如它是从何而来的。这日记上的字不像母亲,更不是我的,内容也大多处于无聊。“今天见到了高万和女士(大约是一个重要客人),很开心。”“林先生的谈吐幽默风趣。”“小可吃着冰淇淋却不小心摔了一跤。”我犹豫再三,还是把日记本小心地放在了收纳盒的底层,装修工人已走到口了。

  装修的几天里,我和母亲住在宋神经家。母亲本是反对,说自己在店铺里随意搭张折叠椅就过去了,却难抵宋神经的热情相邀。过意不去的母亲当天用宋神经家的厨房炖了番茄牛肉,牛肉的香气弥漫了整个客厅。

  “小可,说真的,我好想好想有一个这样的妈妈。”我和宋神经挤在一张床上,宋神经把头蒙在被子里,听不出说话是否带有鼻音。“是真的啊,番茄牛肉,我从来都没有吃过。”宋神经突然抱着我痛哭起来。我回想起儿时那个夜晚,母亲半坐掩泣的黑影、一点一滴的冰凉。

  装修完后便是新年,新年期间是我的生日。宋神经在新年前上了开往深圳的火车,我和母亲去车站给她送行。“小可,我只是去过一个新年,新年后我就回来了。”我微笑着说好啊好啊,七里港总不会少了送神经的。“不是啊,小可,我真的好怕回不来了”,宋神经说完一把抱住了我,顺势带倒了一个半人高的行李箱。我把行李箱扶起来,看着宋神经慢慢火车。火车的窗户开着,宋神经把行李放好后却说什么也不愿看我似的将脸扭向一边, 等到火车开动她把头转向我,我才发现她的眼睛红肿得像两个核桃。“小可,我真的好羡慕你啊!”宋神经又哭又笑的样子真是丑极了,母亲用手拉着我的胳膊,火车开动的瞬间带起一阵烟尘,把人呛得泪流满面。

  在回去的途中,母亲问起我18岁生日的事,我说一年年都差不多,该怎么过就怎么过吧。没什么想要的了?她又问。那就做一碗世界上最好吃的面吧。我说这话的时候,脑中浮现出宋神经她圆圆的带着雀斑的脸,那是一张孩子似的脸。“是真的啊,番茄牛肉,我从未吃过。” 几年后我才知道,宋神经去的深圳,是朦朦胧胧的深圳,是不完整的、父母离异的深圳。

  宋神经是宋神经,母亲是母亲,我是我。我曾经幻想着,如果这个世界可以足够小的话,我希望这个世界只有三个人。母亲笑我傻,怎么可能呢,你以后要上大学,要嫁人,要工作呀。于是我忍不住问母亲,你的世界有几个人呢?新年的鞭炮声在这时候响起,她或许是没听见,或许是听见了也没法回答我。

  “明天是继续要下雪的吧?”母亲一边喃喃自语一边切着芹菜,“邦邦”的声音很是欢快。新年不管怎样都要包饺子,不论后来的日子里要吃多少压箱底的萝卜,这种刻意的仪式感总归是幸福的。

  母亲突然切停下切菜的动作对我说,小可,你18岁了呀!我说是啊是啊,一个18岁的女生应该干什么呢?这回轮到母亲愕然。我想起那个发黄的日记本和那张夹在日记本的照片,忍不住叫了一声母亲。母亲转过头,厨房上的窗户上是白茫茫的雾气。

  “啊,我……”我急切地想要在18岁时寻找一个答案,但当答案摆在面前时,却无论如何也开不了口。“宋神经去的深圳,是个十分好的地方吧。”

  窗外的烟花绽放开来,把一切都住了。烟尘、水蒸气、七里港的雪与黑夜;炒栗子的甜糯、瓜子的香、的苦。不知是谁家的老式报中开始敲钟报时,机械的鸟鸣声在爆炸声的间隙中显得格外沉重与清晰,像极了知更鸟的哀鸣。黑夜的冷与暗是为给七里港增添光和热的。

  天色已渐渐暗下去,而且又是刚下过小雨,使得乡间的石子面有些潮湿,偶有些坑洼,所幸的是没有下大雨,面没有形成泥泞的状况。他望着逐渐隐去的白昼,心里多少有点焦虑,但是回家的兴奋又立刻将这点忧虑冲淡。

  眼下已近年关,全国各地身在异乡的人都盼望早日回家,和家人团聚,过一个轻松愉快的春节,缓解一年来的疲惫。他便是这千百万人中的一员。他在南部沿海干体力,一年到头没有多少清闲的日子,眼见春节就要来临,他对家人的思念也日渐浓稠,只盼望着能早一天拿到工钱,便早一天踏上回家的。

  一想到工钱,他的心里更高兴起来。今年的工钱,工头是一分不少,一日不拖地准数准时地发给了他,而且还结清了去年拖欠的。他拿到一沓钞票的时候只觉得手里一沉,一年里蒸发的汗水在这一刻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票子,他使劲地捏了一把,心里甚至有点戴德的味道。

  想到这里,他又摸了摸内衫里的那个隐蔽的钱袋,摸到那一叠硬东西时,他觉得踏实沉稳,想着回去后把钱交给媳妇,就可以置办年货,给那简陋的屋子里添点东西,给娃买套新衣服,给老母亲买几瓶治风湿骨痛的药,他心里是一片轻松亮堂,脚下穿行的风也大了起来。

  一阵寒风掠过,他不由打个寒战。毕竟是腊月的光景了,一年最冻的时候,他也只是一件秋衫、一件旧毛衣和一件破烂的薄外套。在沿海卖体力用不着厚衣服,发了工钱之后他又不舍得花,只顾念着拿回家去。今年的春运来得特别早,所以乘客也特别多。他在车站去排了一个晚上的队,终于买到一张站票,本来还有硬座,但他为了省几十块钱,索性买了站票。他想自己累了一年,何必在乎这途上的两三天。在半夜的时候,头顶传来轰隆隆的声音,抬头一看,是闪着灯光高高在上的飞机。他看着远远的飞机肚子,眼睛和这钝黑的夜一样,没有一点光彩。

  他终于可以回家了。当他在候车室蜷了一夜后,终于挤进了拥挤的车厢里。他没有什么行李,只提了个破行李包,装了几件衣服和一点供上充饥的食品。途上的这两三天是最枯燥无聊的。他不健谈,只当个沉默的旁听者,听周围的人高谈阔论或者高声喧哗。偶尔他能捡到个座位坐几分钟,困了的时候就坐在过道上打个盹,但即使是在睡觉时,他也着扒手,时时处在半睡半醒间。

  下车时已经是傍晚,而他还有三十多里,乡里还没有开通公,只有很颠簸的石子,没有车愿意去,他也不愿意叫车,买了把手电便上了。

  他走得很快,一是天快黑了,怕上遇到劫财的,二来的确想念家人。他没有多留意边的景色,这条他走了何止千百遍,两旁的乡间景色却是年年复年年,没有什么变化,所以他只顾低头赶,脚下虽不泥泞,但他脚步快,不多久胶鞋里便进泥水了,裤管也蹭上了泥巴。

  走到一半时,天就彻底没了颜色,一片伸手不见五指,寒风呼啸更显寒寂,只听得他“呼赫呼赫”的喘气声和“吧唧吧唧”的行声。他放亮了手电,顿时前面一道亮的光柱,把面照得一清二楚,但周围却更显,这时有人站在旁边也看不见,他心里扑跳了一阵,不觉又去摸那个装钱的口袋。

  他想媳妇应该在焦急地盼他回家了吧,老母亲应该也给他纳好了鞋底,娃娃却不知长了多高了。他对家人的印象有些模糊,隔着一年的时间去回忆亲人的样子,对他竟有点困难了。他想起以前在家的时候,每天下田干活,回家吃媳妇做好的饭菜,偶尔叫来土医生给母亲烧烧腿,除此就再无更多的事干。那时候他就想自己是不是要这样过一辈子,延续父辈留下来的脸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,然后再把这种传统交给他的娃娃。四年前,村里有几个壮丁去了广东沿海几个月,回来时他们都带了一把票子。他长了二十多年还没见过这么多花花绿绿的票子,于是就心动了。他有点激动地问那几个汉子出去干了什么。他们嘿嘿笑了,说我们这些土农民还能干什么,既没文化也没手艺,只能靠着有几两力气,去卖气力。他听了心里就飘摇起来,同样是卖气力,他们出去卖就赚大钱,他窝在这穷山沟里一年下来还抵不上他们几个月。于是他问他们再出去的时候带上他行不。几个汉子笑着说没问题,我们这趟回来就是要多找些人和我们一起出去挣钱。

  他兴奋了好几个晚上。他的媳妇舍不得他出去,他的娃也才两三岁,母亲虽然还算健康,但两鬓也开始染霜,况且家里还有几份田土,这么多的活要是全压在媳妇身上,叫她一个人怎么受得了。但媳妇却是个极明事理的女人,不舍归不舍,她知道丈夫是为了家,尽管有万分的不舍,最后还是让他随村里那几个汉子去了沿海。

  他越想走得越快,两三天的途虽疲惫,但他此刻却抖擞,因为离家已经不远了。他仿佛看到远处的里亮着自家屋子里微弱的灯光,娃儿正在屋门口蹲着吃红苕,老母亲在灶前添着柴火,媳妇打好了一桶猪食,正斜着身子往猪圈提,猪圈里肥猪在“扑扑”地抢食吃。媳妇一定在和母亲说话,这人怎么还没到家,他前两几天不是打电话到村里通知我们就这两天到吗。

  他想他突然出现在门口的话,媳妇会立马放下木桶,在围裙上擦着手来给他提行李包,嘴里还会念叨着,看你都黑瘦成啥样了。娃儿一定会扑上来叫他爸爸,然后他会一把抱他起来,在他脸上“吧嗒吧嗒”地亲上几口。母亲会扔掉手里的木柴,笑眯眯地来看看他,捏捏他的身子骨,说一上累了,穿得又这么少,快去洗个澡,你媳妇早把饭做好了。

  他忽然想到三年前他临走时亲人送别的情景。那时她们把他送出村十里,媳妇眼里含着泪花,怀里抱着两岁多的娃,娃儿早就哭得稀里哗啦的,母亲也一红着眼他,家里人没有出过远门的,出去后要万事小心,时刻想着有个家在这里,自己照顾自己也尽心点,有空就打个电话到村里报个音讯啊。不觉间他的眼眶也红了,他说你们放心,我出去安顿好了就给你们个电话,你们也回去吧。然后他抱了抱娃,又抱了抱母亲,最后抱了抱媳妇,终于提上行李,迈开了步子。走出去几步就回头看一眼。他渐行渐远,走了好长一段距离后,驻足回望,妻儿老小都还在那里望着他,但在那重叠的山地里是如此渺小,他看着不禁抹了把泪,胸中也起伏起来,然后一甩头,大步走了出去。

  2007年的最后一抹霓虹渐渐凋尽在黑雾弥漫的夜色里,远方斑斓的烟火划破了年关寂寥的天空。我站在年华与年华的黏合处,抬头仰视城市里迷醉的红色夜空,守望着一片片斑驳。

  又是年末,不喜欢用“一转眼……”这样的句式,用这种态度面对时间的凋逝太过轻佻。我所钟情的是“蹙眉”,一蹙眉,骊歌唱罢,天下就不再是曾经的天下了。

  2007年,我又向自己的十八岁义无反顾地靠近了一步,就像一场身负万千的死亡,像一场神圣庄严的血祭,不容任何,逃也逃不掉。十七岁的生日过得很单调,跟父母在一起吃了一顿简单的晚餐,灯光柔和,话语亲切。父母的每一句叮咛都带着最殷切的盼望,像一块历经千万载的蓝冰,化也化不开。感谢他们,给了我这个世界上最深情的牵挂。

  生日之前的那一段时间,身边的朋友一个接一个地离开,相识,分别,像一场预设的宿命,又像是一张无法撕裂无法逃出的网。曾经的种种不断在心头回放,像开在头顶的巨花,绚烂凋尽,却令我经久不忘。法国梧桐下的相识,山顶石灰岩上的嬉闹,吊脚灯畔的别离,这些逐渐淡成了灰白的场景像烙在心头的久远图腾,在悠长的岁月里经历了千难万劫,成为了一道道经不起触碰的伤口。

  十七岁,一簇簇年华的灰烬飘散在黑色的夜风里,仿佛时间这株樱花的碎片。繁华演尽,我所有的朋友,感谢,让我们相聚在这即将沦陷的青春,感谢,我们这场逃不掉的宿命。十七岁,苍老的痕迹开始在我的面颊上暗暗滋长,年华之轮惨白的转动中,变迁无止境地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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